編劇柏邦妮曾說:“電影不是發生在銀幕上的那一切，銀幕和觀眾之間發生了什么，那才是電影。”這個說法非常樸素，但卻說明了電影是什么，以及電影的玄妙之處，因為，“銀幕和觀眾之間發生了什么”是非常難以揣測的，最近上映的電影《河邊的錯誤》，就非常具體而微地展示了這一點。
《河邊的錯誤》改版自余華的中篇小說，導演是這幾年很受關注的魏書鈞，主演是朱一龍。小說講述的是發生在南方小城的一系列殺人案，年輕警察馬哲負責破案，最終發現兇手是一個游蕩于河邊的瘋子，瘋子無法被懲處，繼續游蕩河邊，馬哲只好以自己的方式了結了這件事，而他只有一種方式來脫罪。經過改編后，故事的發生年代，被放在了1995年，幾個被害者也都有了自己復雜的故事。最重要的是，馬哲、瘋子的處境和關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們被賦予了全新的任務，整個故事也有了全新的意蘊，和余華的原作，其實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
電影采用膠片拍攝，并且努力還原了1990年代的時代氣氛，破敗的街巷，關閉的電影院，錄音機和磁帶、辦公室的文件夾、尼龍毛衣、肥褲子、皮夾克，周華健的《花心》，以及小城文學社、詩歌朗誦會，以及詩人和情人的書信往來，都讓1990年代再現于銀幕上。最重要的是，通過對馬哲的集體身份，和集體賦予的榮譽的一再強調，這部電影也再現了1990年代，人們的處境心態。
在改革開放將近二十年后的1995年，人們已經有了自我意識，已經在追求人格獨立和人性的豐富，對人的多樣性，也已經有了了解，不一樣的癖好和性格，也有了存身的彈性空間，但集體的存在，仍然非常龐大，仍然在窺視和規訓那些微小的人，不但故事里的邊緣人，意識到了這種矛盾，就連馬哲，也在破案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了這種存在，進而開始打量自己的存在。
 這些觀念，在余華的原作中已經有所展現，但并不是故事的最重要主題，原作討論的是，如何用一種荒謬的方式來對抗荒謬，在這種對抗荒謬的過程中，人會不會發生一些變化，會不會在這種處境里陷落。魏書鈞對這種觀念做了進一步的思考和提升，并且和當下的社會思潮和電影觀念做了融合。瘋子成為一種更具隱喻感的，毫無來由的存在，像是命運本身，或者死亡本身，不容分說，也沒有邏輯，一旦要探查和理解其中的邏輯，就必然走在了通往瘋狂的路上。在這種剛性的，但卻荒謬的存在之下，不論是小城警察，還是游蕩在河邊的社會邊緣人，作為單個的人，其實都變得極其脆弱。
顯然，電影《河邊的錯誤》對電影最重要的，精神性的、觀念性的線索和主題，做了長期的、嚴格的討論和建設，最終確定了現在的這個主題，并且成功地展現了出來，從影評人的反應來看，大家也get到了其中的意味。但難題就交給了觀眾，面對這樣一個改編自將近四十年前的小說，并且設置了深層觀念主題，糅合了現實和夢境，展示了人類內心的瘋狂和非理性的電影，觀眾能理解嗎？會有收獲嗎？會產生化學反應嗎？
從票房和評論來看，觀眾和這部電影，產生了奇妙的關系。當這部電影在戛納電影節露面后，獲得的評論是褒貶不一的，豆瓣熱評第一條是“拍電影不能讓觀眾試圖理解你”，并且得到了近五千點贊。但在國內正式上映后，余華小說改編、在戛納展映、朱一龍主演、連環殺人案、九十年代這些點，為電影帶來了第一波關注，但當第一波觀眾抵達影院之后，所有人發現他們面臨同一個問題:看不懂。但緊接著，影評人們的解析，又激發了觀眾們解謎和尋找印證的心態，社交媒體上，隨之出現了大量解謎心得，而這又進一步激發了觀看的興趣。《河邊的錯誤》票房迅速過億。
當然，這一切建立在電影的敘事過硬，技術過硬，觀念設置很完整，而且符合當下社會心態，演員演出出色等前提之下，有了這些前提，后面的化學反應，才成為可能，解謎這件事，才能夠成立，并且帶來觀看的樂趣，以及互相印證的樂趣，電影和觀眾之間，才能真正發生點什么，這部電影，才真正完成。
鄭重聲明：此文內容為本網站轉載企業宣傳資訊，目的在于傳播更多信息，與本站立場無關。僅供讀者參考，并請自行核實相關內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