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亞洲低碳技術和創新大會暨第三屆全國碳中和與綠色發展大會在廣東珠海舉行，多位國內外院士專家、管理部門代表以及企業家齊聚一堂，聚焦碳達峰碳中的熱點議題深入討論，其中“城市低碳轉型”議題引發關注。
多位與會專家表示，圍繞中央提出的高質量發展要求，低碳城市有望成為當前城市發展多種矛盾的一種集約式解決方案，低碳轉型的“硬約束”將重構城市發展模式。
在中國，城市碳排放量占整體的70%以上，承載著中國60%的常住人口。而在未來20年，中國還將有2-3億人進入城市。城市無疑成為中國實現“碳中和”目標的主戰場，中國城市如何實現低碳轉型，已經成為新一輪城市競合中必須面對的問題。
技術和制度創新是城市低碳轉型“推動器”
“2022年，北京冬奧會首次使用了二氧化碳跨臨界直冷制冰技術，實現了低碳化、零排放。如果發揮好這一項目的技術集成示范效應，加大技術轉化和推廣應用力度，以后推廣到空調制冷，那將對全社會減排降碳產生不可估量的經濟效益。”北京節能環保中心副主任余劍偉在會上提出，要積極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加快先進技術示范場景應用。
作為首都和超大型城市，北京肩負著低碳、宜居、高效的示范引領重任。為此，北京全面啟動實施《北京市碳達峰碳中和科技創新方案》，同時更新發布構建市場導向綠色技術創新體系政策。
目前，北京已建成綠色技術相關領域重點實驗室115家、工程技術中心51家。在滬深A股、香港及其他全球市場上市的綠色技術企業數量達130余家，70%的綠色技術創新成果在京外實施。
與超級人口大市北京不同的是，珠海常住人口總量較小，更適宜也更擅長精細化低碳城市治理。2015年，珠海入選中歐低碳生態城市合作項目綜合試點城市，成為當時全國僅有的兩個綜合試點城市之一。
2017年，臺風“天鴿”對珠海市政基礎設施造成損壞，亟待通過城市精細化的設計提升城市韌性。珠海開始從宏大敘事轉向小切口具體項目，制定“N+1”防災減災標準體系并從多方面制定相關標準，讓低碳城市轉型之路有據可依。
過去，城市在轉型低碳發展中往往因為缺乏有效激勵和標準制定，推廣進程顯得“力不從心”。而有效激勵和標準制定是推動城市低碳轉型的“加速器”。
近年來，北京印發《北京市建筑綠色發展獎勵資金管理辦法》，規定超低能耗建筑面積應在1000平方米以上且整棟實施，通過超低能耗建筑專項驗收。按照實施建筑面積給予每平方米不超過200元的市級獎勵資金，單個示范項目最高獎勵不超過600萬元。
該激勵政策甫一出臺，就引起了社會的反響不斷。余劍偉告訴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在激勵機制催化下該項目起到不錯的效果，累計推廣超低能耗建筑面積117萬平方米，完成1077萬平方米公共建筑節能綠色化改造。
數字技術賦能城市碳中和發展
“碳達峰”時間表提前以及“碳中和”目標的提出，使中國城市減碳成為“硬約束”，也引發了新一輪的城市結構調整。從目前情況看，很多城市對低碳城市理念理解各異，尤其對城市碳排放數據掌握不清，導致低碳轉型進展難以深入。
“大量榨取環境作為代價來完成財富創造的工業化財富積累模式，終將會被改寫，大規模人工智能的介入才能幫助我們超越工業時代。”中國工程院院士、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吳志強提出，利用碳中和智能工具來測繪“城市碳商”。他認為，每座城市都借助數字化工具精準測繪了解自身的“碳商”，以便于更好地進行產業結構調整。
碳商，即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除以城市碳負債水平。碳商是一個“品”字型的理論模型，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是分子，城市碳排量及碳匯量通過計算后得出的碳負債為分母，這就形成了“品”字型結構。分子越大、分母越小，意味著城市越好。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院長王金南則建議，利用數字化手段助推“碳中和”，可建立符合MRV要求的溫室氣體排放清單，運用大數據支撐減污降碳協同管理，建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控制體系、個人二氧化碳排放信用體系。
數字化賦能城市走低碳可持續發展道路已成大勢所趨。根據IDC預測，2021年-2025年，中國能源企業數字化轉型支出將以每年15%的速率增長，生產運營數字化將成為企業重要減碳發力點。
另據市場預測，從2021年到2024年，持續采用云計算可以減少超過10億噸二氧化碳的排放；從當前至實現“碳中和”，與人工智能相關的技術減碳貢獻占比將逐年提升，至2060年將至少達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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